宁肯小说：死于某年

梦的怪异常常在于，开始梦见的是一个人，醒时变成了另一个人。此类梦通常是春梦，我年轻时常做，没想到最近以又有此梦。昨天梦见李芳就是这样。开始是我和大学时代的一个女孩，十分激情，结果激动时刻醒了，醒了不知怎么变成了李芳。梦很荒凉，在一个类似月亮的沙丘上，某种光照耀，我与李芳赤裸相拥，既色情又忧伤――这是醒时的镜像。同时，之前的残梦还在。我的大学时代已经很遥远，李芳更远。李芳是我中学时代短暂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甚至连同学也算不上，不过是很久以前因为高考我曾寄居在西城的一个小院，李芳是我的芳邻。那年她也参加高考，我们同届，都是应届生。她在附近的北京四中，我的学校不值一提。李芳对我高考有过一点点帮助，但我仍然考得不好，高考一结束就离开了，连招呼也没和李芳打一声。整个高考期间我都是灰溜溜的，失败的，我一直不想回想那个时代。我不知李芳考得怎么样，上了哪所大学，也不关心，根本用不着关心，那是没的说的。多少年来我连高考一块将李芳忘得干干净净，真奇怪怎么梦见她。而且，我们竟然赤裸相拥，却又没任何幸福感。我忧伤什么呢？真是不知道，我们俩就像某类影碟上的剧照一样。或许和我最近总听已很过时很过时的《神秘园》有关？某种呼喊让我梦见更远的人？因为看了更加过时的《本能》的缘故？

不知道李芳现在干什么，四中的学生当然就是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凭我当年对李芳的印象她应该是官员，教师，或在要国外。在国外就没什么说的了，我比较看不上在国外的人。不是民族主义，主要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根儿在哪儿人还是应该在哪儿，在自己的土地上无论如何你的情感活动都是正常的，平静也好，愤怒也好，地沟油也好，三聚青氨也好，很多事让你愤怒得不得了，但愤怒仍是一种健康的情绪，而在国外据说就连愤怒也没有。我的一个同学在国外久了想回来，又不敢回来，觉得哪儿都不适，现在他常年在一家医院做护理员，同时是这家医院的病人，他说自己最适的地方就是在精神病院与安静的病人打交道，就如同与安静的自己打交道。

是的，我最近总是想一些旧人，旧事，很平静，很有味道。我可能老了，但如果老了是这样也完全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说很幸福。现在我有一种罕见的与时间同步的感觉，年轻时可没这种感觉，年轻时不是觉得时间快了，就是慢了，总之总是与时间不合拍，现在没什么不合拍的，我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我。我可以早晨起来看着钟表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上午，什么也不干，时间却过得飞快，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即便出门我也仍拥有自己的时间，回忆与行走并行，一切都是双重的，我看到街景，大厦，鸟巢，水立方，城铁，二环，三环，实际上一切又都视而不见。

我乘坐七路公共汽车穿过城市，就像穿过很长时间的梦。我出门既不开车也不骑车，也不走路，就是坐公共汽车。都是老牌子的公共汽车，像大一路，四路，五路，十五路，这些原始编码的公共汽车在这个城市仍然存在，弥足珍贵。当年的行车路线，站名，和平门，文化街，民族饭店，二龙路，丰盛胡同，政协礼堂，居然都在，但我已不认识。虽不认识但听着报老站名仍很亲切，仍有某种感动涌出来。我要去我当年高考的小院，我坐当年坐过的公共汽车，但又像是完全陌生的旅行。这个城市已非原来的城市，二龙路已非二龙路，房子都变了，我像外星人一样。我没能找到当年的小院，当年的胡同，当年的街。政协礼堂的名字还在，但政协礼堂下面一条叫“大麻线胡同”的小胡没有了，而宏伟的政协礼堂比原来扩大了一倍都不止。扩大的部分覆盖了附近一切。我去了派出所，办事处，北京四中，没人能告诉我李芳现在在哪儿，一点线索也没有。在百度人肉搜索，搜出一百万个李芳，有歌星李芳，学生李芳，教师李芳，店主李芳。没办法，找人老找不到会找出毛病，会变得固执，愚顽，非找到不可。于是给老友打电话，老友火冒三丈，大骂我吃饱撑的，要不要该到医院查查。骂归骂，他必须给我查。他想查谁就能查谁，就算这人到国外去了他也一查一个准儿。不是他亲自查，他说句话就行了，他下面就有一个庞大机器专干这工作。我们是中学同学，铁哥们，玩闹，我寄居在李芳的小院时他还找过我，见到李芳还说要把李芳如何如何。他没考大学，上了警校，工作很长时间后才又拿文凭，有一次他打电话告我他连博士都拿到了，我听出他对博士很蔑视。我们见面并不多，一年也就一两次，常通就是电话，每次通话都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口头语，要先来一声“你大爷！”，然后还一声“你大爷”。

“你大爷，告诉你啊，这最后一次。”

李芳死了。二十多年前就死了。我当然有点惊讶，但二十多年前就死了还是时间太长了点。于是随便问了一下二十多年前是哪年，老同学没回答我，让我自己算。我算了一下，最后准确而失口地说出了某年。“真的？怎么回事？”我问。没有回音，一会儿电话居然给我挂了。虽然我感到某种分量，不过老同学挂我电话还是让我火冒三丈。我又立刻又把电话拔过去，我不管他是什么处长政委之类的，我搞不清他，也甭跟我来那套。

电话通了，我先弄了他好几声大爷，根本不容他弄我，简直像孩子。我听不见他的声音。我要求他必须帮我查清李芳的墓地，不然跟他没完，天天给他打电话，一天打八回，十六回，烦死他。他不理我，不说话，但我知道那对他是小菜一碟。果然过了也就不到三天我接到了他的短信，短信只有两个字：西山。他很快就查到了，拖了几天才告我。

以西山命名的陵园有许多个，我生气老同学不能再具体一点儿。或者本来很具体他就是不告诉我，他那人就那德行，职业习惯，牛逼惯了。不过我还是感激他，毕竟给了我一个范围。我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李芳的墓地，不过已是许多天之后，我去了第十二个墓园的时候。我光浪费的鲜花就差不多有一打。西山的墓园大大小小管理得都不错，有些墓园由于多年不扩容，不再接纳新人，自身构成更大的墓，完全是另一世界。李芳的这个墓园不算大，位置偏辟，非常干净。干净是灰尘造成的，因为没有比灰尘更干净的了。墓园呈环形，一排排弧形的墓碑井然有序，像影剧院或露天体育场，只是每个座位上都空无一人，不过如果喊一声：起立，奏国歌，可能还真有不少人站起来，甚至全体起立。

李芳的墓在第三十二排二号，非常朴素，简直过于朴素了，和别的墓没任何差别。统一建制，统一座位，无差别世界。我把鲜花放在墓前，注视了一会墓上一祯久远的小照片，便离开了无人的墓园。小照片是黑白的，一寸，上世纪八十年代标准的学生证照。有一层厚塑料蒙着，日晒雨淋，塑料和照片均已发黄。不过李芳的样子依然清晰，且微笑着，说实话，当年我几乎没见过李芳笑，照片上迷人的笑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照片一看就是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或者大北，我在这两个照像馆也都照过，前几天翻箱底儿还翻出几张一寸照。这种一寸照通常都是毕业照，那时还没有两寸的。可惜我没带在身上，要不可以和李芳放一起，比一比，看看像不像同时代人。像什么呢？像兄妹？唉，真该放一放，至少像时代的兄妹，放一放李芳说不定会流泪。

1978年春天，雪水，阳光，雪水和阳光怎么分得清呢？1978年，到处都在融雪，滴水，屋檐下，车站牌，叮叮咚咚。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带着行李。午后的阳光与滴水难以分清，像某种音乐，滴滴嗒嗒，亮亮堂堂。小胡同也一样亮堂，甚至阴凉处也在融雪。一般雨水会使小院泥泞，但雪水从来不会。不仅不会，反而会使小院有一种阴湿的干净。小院不过两三户人家，有一户还长期不住，空着，我住进来也才两户。午后的阳光安静，街门老化，变形，关上门后有许多缝隙，不过门闩仍很结实，插上依然安全。

李芳的家住院里的正房，两间大北房，在过去就是院子的主人。我和另外一家住东西厢房，在过去就是下人。不知道解放前李芳家是什么人，一直不知道。来前算好我要来的日子，订了一份《光明日报》。报纸先于我到达小院，李芳的姥姥一早就拿到了。李芳的姥姥是袖珍型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拿着我的报纸异常庄重等着它的主人。老人没马上给我报纸，直到我掏钥匙，打开了厢房，李芳的姥姥才把报纸给我。这是我平生订的第一份报纸，说实话，当时，我有点激动。一个中学生订了一份《光明日报》，简直就像知识分子一样。那时正是科学大会期间，报上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科学的春天》。真是好文章！在1978年，郭老激情澎湃的文辞太美了，很有点超前，我觉得高考肯定要考这篇文章。我考文科，为自己高瞻远瞩异想天开地订了《光明日报》而自得骄傲。我能感到老人双手捧着报纸那份表情的庄重，大概，我甚至想，这是上院有史以来订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小院的考生，时代骄子，前途无量。

我得意了没几天，有一天，突然才看见了李芳。第一眼就觉得有什么震了我一下，感觉李芳也是考生。我们走了对面，没说话，只是相互看了一眼就低头过去了。那个年代，虽有《科学的春天》，冰消雪化，但男女间的关系还很生硬，也不会遮掩，就是一低头或直愣愣过去了。果然，当天晚上我就从李芳姥姥那里得知，李芳也在上高考班，也是应届生，在附近的北京四中。四中当然非常有名了，我觉得受到很大打击，某种光环顷刻消失了，什么报纸呀，小院呀，考生呀，时代骄子呀，都统统离开了我。

我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小院。我不明白小院既然有了我还要李芳干吗？既生瑜何生亮？此前我每天骑车回宣武区我所在的那所普通学校很有劲儿，现在感到路途艰难。我原本是学校的闹将，七七年迷途知返，发奋读书，决心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我被看作是浪子回头的典型。到了小院，我准备“头悬梁，锥刺骨”或者像陈景润在六平米的小屋面壁。可是李芳让我如梦方醒。和李芳比我差得太远，我根本不可能把在“四人邦”时代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就在我来小院之前我还托人弄到一张四中高考讲座入场券――讲座让我如闻天音，茅塞洞开，获益匪浅，可李芳天天在那儿上课。其实，我当时要是想得开点，不那么自卑又自傲，我完全可以近水楼台沾点李芳的光，比如经常可以到四中去旁听、得到更多至关重要的考试卷子和片子。但是我没有，我异常紧张，每次院里碰见李芳总是目不斜视，昂首挺胸。李芳也同样冷漠，从不看我。其实我们的冷漠的内含完全不同，她是自然的，女孩子的，羞涩的。而我是努出来的，不自然的，可笑的。我太紧张了，我不知道她后来觉察到我的紧张没有，反正后来我明显感到我的凛然压倒了她的凛然，以至每次碰上，她都是远远的就低了头。

小院不大，却有一溜长长窄窄的通道，两边是外院的墙，我和李芳走对面每每要擦肩而过。李芳低着头，微微侧向一边，有时不，就是低着头过去。不的时候，我们离得非常近，有时我也会感到一种同情的东西，但马上又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同情。现在看来，那种小小的柔软的东西可能更有意义。

李芳戴白眼镜，两只短辫，系皮筋，发缝儿整齐地从中间分开，标准的女中学生，如果不是眼白奇异地发蓝，她就是那时代刘心武笔下的谢慧敏。但是蓝让让李芳有一种特别的不同。我无法形容那种蓝，像化学的蓝，宗教的蓝。另外许多年后我到九寨沟看到神秘的五彩池，好像隐约地想起李芳。如同五彩池，李芳的黑瞳孔被眼白之蓝浸染得事实上有些不清晰，眼底总像有一些静态的树枝。还有，因为蓝李芳的整个表情与她的年龄不符，我还记得最初见她时的惊讶，不太相信她和我同届。实际上她不但与我同年，我们可能还是同月，同日，甚至同一个时辰也未可知。但墓碑上只有生卒年，没有月，更没有日。记得书上对古人的生卒注释只有年，很少有日月，乃至生辰。在这个意义上李芳无疑已属于历史，的确该像古人一样注释。那么回忆李芳是否也要像回忆古人一样？李芳真的已是古人了？那么是否我也是？

不，不是这样，只是我们的时间太沉重，其实，只要轻轻掀开一角，一切都如在目前。别看李芳是四中的学生，也一样，每天都熬得很晚。过了五月天越来越长，夜越来越短，我们睡得越来越少。经常的当我走出斗室站在夜空下，透透气，看看星星，伸伸懒腰什么的，都会发现李芳的窗前也还亮着台灯。那段日子我们好像比着赛着看谁关灯晚，看谁不睡觉。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她根本没和我比，只是自然，只是时代使然。可当时我觉得老天太不公平，她都在四中了还不给我一点点机会。如果她早些睡，至少我拥有的夜晚优势还能体现出一点。但是她不，她简直成心，她一动不动，连懒腰也不伸一下。或凝思，或书写，或翻页，我丝毫不觉那很美，或异性相吸，反而深深的绝望。每次直到最后终于看到她关灯了，院里一片漆黑我才会长长的出一口气，才觉得我的时间才到来。我发奋，骑着黑夜，就像骑着快马一人疾驰，常常一人复习到天亮。

我一个人生活，不生火，不做饭，一日三外都在外面小饭馆吃。我吃的都是最简单的食物，几乎从不吃菜，主要是面条，炒饼，炒疙瘩，炒面。每天我跟李芳的姥姥订了一壶开水，出门我把暖壶放在窗台上，李芳的姥姥拿走，烧好水给我灌上，放在窗台上。周末或有时不上课，我能看见李芳姥姥从窗台取走暖壶，不久又放回来。一天一暖壶热水够了，其他我用自来水就行了。我不过就是洗洗脸，刷刷牙，一般不洗脚，更很少洗澡。我过着原始简陋的生活。我的房子真的只有六平米，一张床，一个小桌而已。除了吃饭睡觉，我所有时间都在复习，背诵，书写，计算。后来我去西藏旅行，见过喇嘛僧人的起居生活，我觉得不过跟我当年的生活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我当年可能应该是有点感人的，因此有时李芳家做了什么吃的，李芳姥姥会给我这个考生送过来一点儿。

我吃过李芳家的种子，银耳羹，葡萄干，花生，薯条，有几次夜已很深了李芳的姥姥端给我一小碗混沌或一碗菜粥。可能是给李芳做的，也送给了我一碗，她们没把两个考生完全分开。不过李芳从没过来给我送过什么，李芳的父亲母亲也没过来送过。都是李芳的姥姥，一直是那个永恒的老人。我一直不太了解李芳父母是做什么的，也不打听，好像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个保密的单位，李芳姥姥一言半语说的。说实在的，我不该忘记李芳的姥姥，现在想起很惭愧。李芳的姥姥几乎就是我的姥姥，如果我也有姥姥的话。那时我真的就认为只是李芳姥姥对我好，没想过别人。我太自卑了，影响了对许多事物的理解。

不过有一件事，当时就可确凿无疑是李芳让她的姥姥做的，可当时我还不太领情。那天很晚了，李芳姥姥又端过来一碗小米红枣粥，同时还拿给了我一套摸底考试卷子。卷子是文科卷子。李芳考的是理科，应该是专门给我找的。李芳姥姥什么也没说，只是又高兴又不自然地笑，好像还有某种不好意思，弄得我本想谢绝，因为李芳姥姥的干笑不得不收下。第二天碰见了李芳，我想表示一下感谢，同时伸明以后不再需要了，结果李芳十分快速地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根本不容我致谢。不仅如此，李芳走过时的神情异常冷峻，好像生气似的，这让我糊涂地涌起另一种强烈的感情：我想向她大声申明：我不需要她的恩赐，请她拿回她的卷子！我这人这点不好，受了人家的帮助还恨人家。事实上对于卷子我如获至宝，我把所有的题都做了好几遍。我还把卷子拿到自己的破学校显摆，好像我多有本事拿到了赫赫有名四中的卷子，我多有路子，多有背景。而别人也的确像我一样如获至宝，让我也非常得意。但是如果有机会我同样可以把卷子毫无理性地扔给李芳。我就是这样。我太紧张了，又很混乱。也许李芳洞悉了我紧张的自尊，所以才不给我致谢与拒绝的机会？

临近高考，李芳的姥姥有一天给了我一张四中的听课证，李芳的姥姥还是像以往那样干干的笑，不说话，只是给了我。这次我拒绝了，老人一下收起了满脸皱纹的笑，显出绝对的不理解。我再重申我不需要，老人跟我急了，我第一次看到老人类似生气的脸。我接受了。不过我没去听课。我还记得那天是“七一”党的生日，离高考还有六天，我去了宣武区自己所在的那所破学校。学校早已没什么事，前许多天领完准考证就放假了。我毫无意义在学校转子几圈，又在别处转了转吃过午饭回到了小院。我这样做无非是减轻我没去四中听课的压力，好像我自己的学校还有事。我当时就是那么愚蠢。

结果当天晚上，李芳的姥姥就敲我的门，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来质问了，我已备好了说词。结果让我吃惊，竟然是李芳。我真没想到，我非常紧张，不等李芳质询我就嗫嚅着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白天我也去了自己的学校，我们学校最后的课也很重要。我的谎言听上去还算理直气壮，有鼻子有眼。我真得感谢自己白天的英明，否则我怎么面对李芳破门而入的直截了当呢？李芳从没到过我的房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的蓝色眼白让我发抖。听完我的理由，李芳直视我的目光随着低下的头，也垂下来。我再次向她表示感谢，有条理地重申了我的谎言。李芳看着地面告诉我后面还有两次课，希望我能去听。我有些生气，李芳好像没听明白我们学校也有最后的课，也很重要。我声调高了些地表示看看能不能请假吧，算给她面子，实际是拒绝了。李芳没再说什么，低着头走了。她大概知道她的眼睛和别人不同，让人紧张。李芳走后我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我太紧张，又太自尊了。我不知为什么要表现出强烈的自尊？真是奇怪。我最终没去听课，并且之后一直回避李芳。

在我的房间，那个晚上，应该是我最后见到李芳的时候。

之后见过一两次窗外她匆匆移过的身影，应该不算见到。然后就高考了，我回了家。我回了家，再没回小院。我考得不好，几乎落榜，我很努力了，却不知为什么那么差。那条小胡同我也没再去过，就算大街上的政协礼堂这么多年我只路过有数几次。再见李芳就是墓园，小照，塑料后面的微笑。

李芳，生于1960年，享年29岁。

没有月，日，像古书上的人。

个人简介：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小说家，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写散文，系“新散文”表作家之一。代表作西藏长篇系列散文《沉默的彼岸》。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已出版有《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四部。另有中短篇小说《词与物》《后视镜》《死于某年》《我在海边读一本书》，散文集《大师的慈悲》。先后获得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以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香港“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提名、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2013年出版新作《说吧，西藏》。